从截至2014 年8 月份的数据看,我国经济增长相对平稳,但下行压力有所加大。8 月份宏观经济变量的全面下滑,特别是工业增加值增长、发电量以及投资、消费等数据的回落,均表明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有人担心经济可能硬着陆,今年增长目标难以实现,继之而起的是全面放松调控政策保增长的市场呼吁。笔者认为,不能孤立看待月度宏观数据,应把它放在全球复苏进程与全球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着眼长远。因此,政策上既不宜采取强刺激也不宜全面放松,而应主要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促进可持续增长。目前的下滑并不意味着经济失速,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是有保障的。

首先,对于国内宏观形势的判断,离不开全球复苏进程的大背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因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以及政策反应的差异,最后的复苏路径也会不一样。第一阶段:发达经济体是危机的发源地,受创也最大。因此,其在复苏之始也最为艰难。而中国处在危机的外围,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本身并没有危机)。第二阶段:面对危机,发达经济体货币量化宽松,财政急剧扩张。中国则出台了庞大的刺激计划。从直接效果上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实现了“率先复苏”。第三阶段:目前正处于这个时期。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复苏较为强劲,已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考虑明年的加息时间表。中国经济复苏反而不如前两年好了。这里面既有周期性因素,即我们的刺激政策作用效果在减弱,特别是为消化前期的强刺激政策,政府采取了总体偏紧的政策立场;也有结构性因素,即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阶段,潜在增长率从过去的接近10% 下滑到今天的7% 左右。

如果将本轮危机与大萧条对比,会发现全球复苏进程呈现较大相似性。1929 年股市崩盘之后的大萧条开启了此后八年更加黯淡的岁月。当前全球状况没那么悲观,但确实与1937 年有类似之处。比如在当时,有着“美国凯恩斯”之称的经济学家汉森便提出“长期停滞”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劳动力供给减少、科技创新乏力等造成的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今天,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重提“长期停滞”论,并且引起了克鲁格曼、布兰查德等一大批主流经济学者的共鸣。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它说明,走出大危机是有一个时间和节奏的,恐怕难以完全打破走出危机的市场周期,现在不宜盲目扩张和刺激,所能作的恰恰是不要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

其次,把握经济走势离不开全球改革竞争的大格局。危机以来,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欧、日也纷纷推出结构性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改革竞争的序幕悄然拉开。

美国于2009 年提出《美国创新战略: 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 年作了更新。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投资于美国创新的基本要素如劳动力、科研及基础设施;二是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促进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全国性环境,使美国企业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竞争中继续领跑;三是催生在国家优先领域的突破,包括开发可替代能源、利用医疗信息技术降低成本并改善护理、促进教育技术的进步以及确保美国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保持领先。连一直以来强调凯恩斯主义需求扩张的萨默斯也认为:需求面的支持远远不够。长期停滞的唯一解决方法在于大胆的改革,包括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增强劳动市场弹性、改革移民政策和企业税制等。

欧盟在2010 年提出“欧洲2020 战略”。涉及四大方面:一是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增加研发费用和调整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为私营部门研发投入创造良好环境,加强研发成果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二是实现以发展绿色经济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主的可持续增长,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耗比例,加大在清洁、低碳技术上的资金投入等。这样有利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并创造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三是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增加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例如使20 ~ 64 岁的劳动人口就业率从现在的69% 提高到75%,提高妇女、年长者的就业率,更好地吸纳移民加入欧盟劳动力市场等;四是根据各国的贫困标准,将欧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减少25%(即把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数减少2000 万),实现包容性增长。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近期表示: 关于欧洲的结构性改革,风险在于做得不够而不是做得太多。

日本的增长战略则是指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支分别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扩张政策)。该战略包含了产业再生计划、战略性新市场创建计划及国际化计划。归纳起来有:一是重塑产业竞争力。通过实施新税制,促进民间企业增加设备投资;激活IT 网络融资和风险投资,支持创业,提高开业率水平,推动企业加速重组和兼并;大幅度放松管制,提升信息技术、医疗健康、能源、农林水产、旅游观光以及贸易等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二是提高人才水平。通过提升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劳动人口中年轻人及老年人特别是女性的就业率,改进大学教育,吸引海外高级人才赴日工作等方式,改善劳动力要素。三是增强区域竞争优势。设立东京、大阪、爱知等国家战略特区,放松管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四是重构新的贸易格局,如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日欧自由贸易协定,在三年内将自由贸易协定贸易量占总量之比从20% 提升到70% 左右,并努力拓展海外大型公共工程等业务等。

面对改革竞争,我们既要清楚刻不容缓、谁先改革谁就占领先机的道理,又要明确改革是一场马拉松,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这样,在战略布局上才会从容不迫,“不随单项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若只关注一时,可能带来诸多问题,如恶化经济结构等,不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老话讲:“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 还是6%,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 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进一步的超越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是根本。

最后,立足全局,冷静发力,全年有望实现增长目标。目前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通胀与就业基本稳定,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出口方面,由于美国的复苏步伐较快,对外需会有促进。投资方面,虽然有所回落,但简政放权、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以及旨在实现定向宽松的种种货币政策创新,都会对经济体产生激励。只是有些见效快一些(如棚户区改造),有些见效慢一些(如PPP),但最终都会起作用,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有保障。也正因为如此,政策上不宜采取强刺激或全面放松的态度,而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富有含金量”的行政审批事项,放松对现代服务业的管制,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竞争政策和竞争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培育新的增长点,重启“不以GDP 论英雄”的新型地方竞争,通过继续释放改革红利,谋求持续和稳定的增长。这也是从全球复苏进程与全球改革竞争出发所得出的结论。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首席专家)

较旧一篇:
较新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