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虽然不是一时兴起,但肯定不是蓄谋已久。有点像我这辈子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开始都是没有想到的。不同的是,写小说现在成了我的热爱与享受。尽管作为一个新人,写作水平还有待提高,但眼下,我的写作冲动是占据了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文辞的修饰——后面这点以后能不能做到其实也没有把握,因为我发现自己一拿起笔,说得都是大实话,那些人物好像迫不及待就要冲出来,来不及披上华丽衣装,就开始上台“表演”。

谁写了东西都想发表不是?我也不能免俗,话说出来终究是想给人听的。但当我壮着胆子给《当代》投稿的时候,揣的是“有去无回”的想法。为了“垂死挣扎”一下,我听从了一位文友建议,投电子稿的同时,也寄打印稿,还可以附上以前发表过的作品。我理解这是要证明此人有过“前科”并非“初犯”,就照他说的做了。然后就不管了。反正该做的已经做了,用不用不是我能决定的。

说起来,这种态度多少带有一点职业习惯,即所谓尽人事,听天命。静州往事

大学毕业后,除了有两年时间是在大学教书,其余岁月不是在机关修炼周旋,便是在基层摸爬滚打。机关文化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里面有大学问。可是这种学问大学里没有人教,字典里也查不到。一头扎进浑身只剩下权谋智商的精英堆里,一个头脑里只有几本破书的大学生,真有一种四面碰壁、孤立无助的绝望感觉。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末的情形。省直机关工作的神圣与神秘,令很多人向往,但我却总是心里没底,有时候说话直接得让领导连翻几个白眼。终于有一天彻底明白,我还是做点专业工作吧,便想方设法调到了中山大学。

再后来,在孔雀东南飞的浪潮中,我也来到了深圳。但我要声明,当年纯粹因为经济压力,可不敢说是为了支援特区建设,谁都知道,那时候往南边飞的麻雀也不少。我这样一只比麻雀好点、比孔雀差点的小小鸟,也想飞得稍稍高一点。真正吸引我的是深圳改革开放、海纳百川的气魄。在这里,除了有不错的收入,肯定不用低三下四看人脸色行事吧?肯定不用请客送礼才能获得赏识吧?不会被人情关系绑架干违心的事情吧?更不会因为穿衣打扮而被人诟病了吧?心情真如五月的天空,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侯卫东官场笔记

是的,这里英雄莫问出处,机会俯身即是。一份耕耘可能有十分收成,甚至百分、千分收成,只要找对了方法。方法,关键是方法。这点,与任何地方一样。没有方法的人生,到哪里都是悲催的人生。别处简单的方法,到这里还要加上很多配料。技术难度的提高,把很多人挡在了方法的门外。解剖自我,自己是一只脚在方法内、一只脚在方法外的人。这不是进可攻、退可守吗?然而,这所有方法的配方里都有一样东西我始终弄不到,那就是伪装。结果自然是,怎么修炼,到最后也成不了正果,往往只剩下一堆残渣垃圾自个儿收拾。二号首长

文人墨客都喜欢“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其实是放大了自我。天下之大,才人之多,凭啥你的才必用。在官场做事的人,更不能以此自许或期许。我不喜欢一味抱怨环境,因为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分子,包括我自己。但我希望环境改善。值得欣慰的是,当前的官场环境正在改善,期待越来越好。

所以,写作,不完全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心愿。

稿件投出之后,本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但令我惊喜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接到杂志社陈亮老师的电话时,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虚荣心这一刻得到了空前的满足,鼎鼎有名的国家级文学刊物呢。一个新人第一次投稿,居然命中。这使我想起鼓动我投稿的那位友人说的话,文学殿堂,相比其他领域,是真正相对公平的平台。我知道自己的写作刚刚起步,题材有些特点也许是拙作被采用的主要原因。但这已足以令我骄傲。必须由衷地感谢杂志社编辑们,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发掘出了我的作品,也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

为了这点,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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