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李宗荣与林宗弘,邀请26位来自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合写《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一书(预计年底出版),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探索台湾经济衰败、社会分岐与政治效应的根源与后果。《FT中文网》取得第一章内文授权,以下是编辑后的摘要,本周先刊出上半部。

台湾在战后曾经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创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超过9%之纪录的“经济奇迹”,并且与新加坡、香港、韩国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预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时期的国外学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或发展研究者,多半将台湾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

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下,台湾的经济社会学伴随着本地经济蓬勃发展,累积了大量研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80 年代以来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或可称之为“奇迹典范”(miracle paradigm)。然而,从 1990 年代开始,这种经济发展荣景与学术上的百花争鸣逐渐退色。

从 1997 年起,台湾的发展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2001 年又遭遇全球电子业衰退,GDP 年成长率首次为负 1.26,失业率则冲破 5%。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期间,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间,成为在野国民党的攻击对象。然而,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际,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在这场余波荡漾的大衰退冲击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长率衰退到负 1.57,失业率逼近 6%,到 2015 年为止,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动力减弱,新一波全球萧条风雨欲来,台湾的经济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后,台湾不仅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也历经一连串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1986 年解除戒严之后,随之而来 1989 年经济自由化,国营事业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越来越微弱。民主转型、政党轮替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成长的影响下,经济政策已经难以用强势的行政权来推动,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确实远远赶不上市场转型的脚步,过去以强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重大财经政策,例如贸易上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与后来的积极开放,半导体产业的“两兆双星”计划,以及金融改革与高等教育产业大幅开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见效,说明国家角色在转型过程中的失能。其次,台湾金融市场对国际资金开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别是到中国大陆另辟生产基地,两岸经济整合使得台湾中小企业面临存亡挑战、劳工就业条件也受影响,逐渐与经济成长脱钩甚至恶化。而从市场结构来看,台湾的私营企业正在历经大型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为中小企业的鸿海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大型企业早已取代了中小企业的出口份额。所谓高科技电子业逐渐凌驾传统产业,台湾先是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纪却面临迅速的资本外移,电子业海外生产的产值高达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团企业,成为台湾经济活动的主力,也越来越远离台湾经济起飞时由中小企业撑起半边天的图像。

金融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变。 1991 年的银行自由化与公有控股集团逐渐释股改变了间接金融的产业结构,农会与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市场被新银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后形成了“吴辜蔡花”金控体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国泰富邦与以花旗为代表的外资银行等巨型金控集团。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与对外开放,成为台湾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上市柜公司数目由 1990 年的两百多家成长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余家,法人与外资主导台湾股市,企业则历经“金融化”与“华尔街化”的洗礼,经营策略越来越受到全球竞争压力与股东短期获利要求的影响。从发展历程与结构变迁来看,过去二十余年来,台湾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与全球经济接轨,远离早期发展研究所描绘的图像。

这些 1990 年代之后的新兴经验课题,对原有学术典范形成挑战。当民主转型趋于巩固,而台湾经济也逐渐面临资本外移与产业升级时,发展研究学者的兴趣,主要转向资本集中化之下的大型集团与电子产业的升级、以及海外台商的发展,其中有很多发现,与奇迹典范并不吻合,甚至看起来像是反例。例如,台湾的出口成长与人均 GDP 停滞的趋势相悖、人均劳动生产力上升与平均薪资停滞的趋势相悖 、创业行为减少与社会流动停滞成为常态、国家发展政策失效,国民营双元论已经遭受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严重冲击 ,而台湾总合生育率创下世界最低纪录等,许多新世纪的台湾经济议题逐一浮现。

相对于奇迹典范专注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动力来源,我们将最近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学文献称为“衰退典范 (recession paradigm)”,这些文献更关心某些政治与社会条件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分析台湾面临的经济衰退、社会分岐与政治效应,探索其根源与后果。

以下我们将《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一书所收录或间接涉及的衰退典范文献,区分为“宏观的国家制度转型研究”与“微观的组织或网络研究”两大类。

1. 宏观因素:国家与金融的转变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理论大行其道,无人能否认一些基本国家能力,例如产权保护、国防、治安与反贪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战争与国家能力崛起的过程、尤其是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历史进展、福利国家的兴衰、乃至于国家债务累积与其经济效果等,均涉及发展国家的核心论证。然而新世纪以来,研究发现国家介入产业发展的成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的两兆双星留下企业与银行的沉重债务,而马英九政府时期国民党财经官僚班师回朝并持续发展生技产业,却无法改变经济衰退的趋势。如今看来,发展国家理论更像是倒因为果: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税收,使得威权国家能投资公共建设同时收买一些追随者,而非国家干预带来经济发展。可惜的是,除了中国学者巫永平对台湾经济发展相当精准的批判,以及少数台湾学者对台湾产业政策的失败经验提出反省,台湾学界在国家能力的一般理论上缺乏进展。

研究者王振寰,李宗荣与陈琮渊回顾台湾战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企业组织,科技研发以及政策拟定等面向,政府机构以及官僚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在国家能力相对弱化、民主化与政商关系改变之下,传统发展国家由上而下驾驭市场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败。未来发展国家的角色会更趋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动的引导者,它将为企业提供强化竞争力的制度性支援,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存亡。在超级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竞争下,有能力的国家将顺应之而非驾驭之。

发展国家弱化所涉及的议题不仅是对产业或科技创新的投资能力,也包括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学者郑力轩的研究主要从台湾股市发展来探讨台湾产业金融化的问题。他发现国家对金融体制的压抑,造成股市以散户为主,这种结构特色让新兴科技业积极透过金融市场来扩张其资本,同时集团化企业也高度仰赖股市来设立子公司扩张,而国营事业在自由化的过程中积极释股,同时维持政府对经营权的控制。所有这些过程共同促成了台湾股市的高度成长,也创造了市值上兆的超级公司,使 1990 年代成为台股的镀金时代。郑力轩的研究说明台湾金融市场的发展深深地嵌入政治制度环境的命题,也对于台湾大型家族集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由于股市主要是以散户为主,缺少法人与外资等协商能力较强的力量,家族企业的控制鲜少遇到购并的挑战,让股市成为家族企业扩张时汲取资源的渠道,而非遭受市场竞争的试炼场。然而, 2003 年金融自由化、国家允许外资进入市场,再次改变了股市的结构,由散户主导市场,演变为外资与法人掌控,交易次数大幅下降。金融市场资本集中化、全球化与会计规范的改变,给上市公司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以满足投资者短期套利的需求,甚至出现家族企业遭敌意并购的案例。

2. 宏观因素:人口红利的逆转

虽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崛起之际,儒教文化决定论已经黯然失色,台湾父权家庭文化与人口的角色,却成为衰退典范的焦点。张晋芬的系列研究发现,从平均数据来看,台湾的性别间薪资差距好似逐年缩小。然而即使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劳动参与率也逐年增加,与男性的薪资差距仍高达两成。性别间的职业隔离有显著的解释力,女性从事中高阶白领工作的比例和人数仍远低于男性,同一职业不同性别的薪资差异明显,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两性仍同工不同酬。

郑雁馨的系列研究则探讨了从高结婚率到低结婚率、以及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逆转过程。郑雁馨呈现了 1980 年代中叶起,台湾时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准 2.1 人,开启了长达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轨迹。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余命的增加使人口迅速老化。在二十世纪进入尾声之际,台湾人口金字塔的型态,已由 1970 年代高出生高死亡的典型金字塔,逐渐转向“中广而上下窄”的纺锤型,日渐萎缩的新生儿人口更预示劳动力短缺的未来。新世纪迈入后工业化的台湾社会,面对全球化竞争下的经济变动所带来之新的劳动市场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其引发之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也进一步牵动家庭行为的变迁,导致超低生育率与人口老化;而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经济动能不足,将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严峻考验。郑雁馨也指出改革职场性别歧视与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是挽救台湾经济的重要策略。

(本文谨代表作者观点。)

(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 林宗弘、李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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