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20年前我在西部地区参加扶贫项目和支教工作,干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参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同时又常常被一再拖欠。其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包工头多么黑心,或者基层组织可能被港台商人或韩日商人收买,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那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主要是做玩具、运动鞋、衬衣之类产品,向欧美等市场出口,而大陆代工厂从这些产品的市值中得到的份额实在可怜。比如说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143美元,大陆厂只能拿到3美元,而且这批货物到美国后,在没有上市之前,大陆厂还拿不到这3美元货款,产品要在美国的商场卖掉其中的70%,才能够得到回款。而这3美元中还要支付中间商费用、税费等等,在一线干活的农民工,每双鞋能拿到3美分就不错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发现,“农民穷、农村难、农业很危险”的背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来进行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七个坚持”

看到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多年前做扶贫项目基本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甚至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那个年代资金少、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也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差,当地农民要提高收入确实非常难。我在做农村教育时的想法是,只要当地孩子们能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个人也能成长。但后来发现,贫困地区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上高中、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越是贫困地区家庭负担越重。但因为家乡的发展落后,孩子上了大学不愿回来,培养出的人才反而是“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我还参加过农村的健康项目。如果农民的收入低,教育带动农村本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在农村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自己还摸索了一些所谓“模式”,但都是在试验阶段和个案层面的。我们在“点”上积累的经验,怎么变成“线”,“线”又怎么变成“面”?直到今天还是挑战。那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农民一年有很多现金收入都搭在吃药、看病、吊盐水上,我的目标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农民在医药方面的开支,这样至少生活质量有保障。但这样一种“点”上的成功个案和好的经验,也很容易被某种政策选择、或因资本进入农村医疗领域而被完全冲掉。

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讲的“几个坚持”是特别精准和到位的。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后2020战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在2020年基本完成“精准扶贫”以后,将要长期实施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七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三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第四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不只是指经济,至少是“五位一体”的。第五也特别重要,就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离开城镇化谈农村的振兴。第六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七个坚持”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给出一个时间表,就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与此同步的是,到2020年,我们要基本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在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后,当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梦实现的时候,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需要认真处理几对关系

当年的“三农问题”用新的表述叫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这是美好愿景和目标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有几对关系是绕不开、或者说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

第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同时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农村的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我们农村土地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里首要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或者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

第二,农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目前城乡还处于一个“两元”或“分隔”的状态,或者说不匹配和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将拖累中国的发展、腾飞和复兴。中国的“农”和“城”之间的不平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国家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不到10%了,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仍占30%以上,农村总人口占到44%,而这44%的人口还没有算上城镇中的2.8亿农民工。因为这么多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城市的福利、保障、医疗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还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因此处理好振兴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东南与西北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北内地欠发达或不发达;西北内地不只是经济不发达,还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如此大的区域,如此重要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倒退。

第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刚才我举的生产耐克鞋和玩具只是一个小例子,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或者背后的金融战,以及在安全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上对中国2025创新的遏制。我们要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化解种种矛盾,推进和实现农村的振兴是一个关键。做得不好,“三农”问题会拖我们国家腾飞和复兴的后腿;做得好,农村市场打开,农民需求提升,就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已经创下很多世界纪录。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内市场的扩张将足以抵御出口受阻的潜在风险。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五,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是挖过地、种过田的公社社员,所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能够满足;那么差的工资、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的雇佣关系,只要到年终有现金寄回去就可以了。现在2.8亿农民工有些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新一代的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在振兴乡村中发挥作用,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是不是就在城里住着?

第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第三维”,就是要发挥社会或者社区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包括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等。而在这个“三维”的结构中,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不用大包大揽,传统的社区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党和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三维”结构来恰好可以破解“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论。

比如社区的重建,我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关于“公共性的寻求”或者农村社区重建的调查。我发现,其实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认同。一个社区不仅仅是行政意义和地理意义上划在一块,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大家有一个基本认同感。第二,只要在自己的社区就有安全感。这个“安全”不是由保安或公安武警提供的行政手段、技术手段,而是在我的社区里大家互相关照的安全。第三就叫凝聚力。同一社区的人们,平时可以不相往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遇到洪水、地震等天灾、遇到外敌入侵,我们就能扶老携幼,就能互助,社区有亲情。

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主体地位问题

我们要从我们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改进的余地。我们的实践干得很好,但是自己的故事讲得并不很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好的理论,但没有坚持下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乡镇企业?为什么不研究党支部?为什么不研究居委会呢?而非要用西方的概念。这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这些概念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现象。第二类问题,就是愿景和目标类的概念现在也很多,要致富、要振兴、要团结、要和谐、要互利共赢,这些都是目标愿景性的。当然现在跨学科已经是个优势,要处理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成为理论的支撑,那“中国学派”其实只是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现象。

农村振兴也是如此,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注释:

[1]《习近平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新华网,2017-10-19。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于2018年5月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年会上进行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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