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为官、为政之道历来受到关注,坊间则广为流传着“经商要学胡雪岩,从政要学曾国藩”之语。曾国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时代英才,组成了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幕僚队伍。因此时人评价说,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固然由于他自身的素质和努力,“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曾国藩一生爱才惜才、百般访求,加上他久居高位、颇负声望,因此其幕府绵延兴盛近20年之久。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回忆1863年在安庆谒见曾国藩时对曾幕的印象:“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作者按:曾氏谥号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曾国藩不仅汲汲于招揽幕府人才,更善于培育造就幕僚师友。据统计,晚清时期出身于曾国藩幕僚而后文职官至总督、巡抚以上高位的就有20 多人,其中包括大学士2 人,即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军机大臣2 人,即左宗棠、钱应溥;地方总督、巡抚和六部尚书、侍郎共23 人,包括沈葆桢、郭嵩焘、刘蓉、丁日昌、李瀚章、陈宝箴等;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就更多了。就全国8 个总督位子来说,光绪元年至十年间(1875—1884 年)先后担任此职者共有18 人,其中做过曾国藩幕僚的就有6 人,占到了三分之一;其中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 年),8 名总督中出自曾幕的竟有6 人,占到了四分之三。无怪乎时人有“中兴人物,多由辟幕起家”的感叹了。

幕府号称鼎盛,幕僚人才辈出,曾国藩这个幕主自然功不可没。他是如何管理幕府、造就人才的呢? 1862 年,曾国藩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治幕之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不拘出身,不论尊卑,唯才是举。曾国藩每至一地,必定广为访察人才,发现学有专长、精于一道者,都求之若渴,驰书礼聘,必欲延之幕中而后快。有身为京官的,则具折奏请来营帮办;有流落不知去向的,则致书地方督抚代为查明并礼送来营。在与朋僚的通信中,曾国藩常常以人才相咨询,以荐才相托付。当他听说胡林翼处屡屡有人才投效时,致书表示了羡慕之情:“汪梅村洵积学之士,廉卿亦精励可畏。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曾幕人才之多、数量之众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幕府,与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和姿态是分不开的。曾国藩20 年间共有佐幕人物近500名,不仅超过了左右晚清政局40年的李鸿章幕府的304 人(含洋员),也超过了以幕府之盛自诩的张之洞的400 余人(含洋员)。因此,曾幕被称为“晚清第一幕府”毫不为过。

慎用,就是“取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既要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又要量才器使,慎重荐举。曾国藩曾感慨用人之难:“唯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权衡。”因此,幕中人才虽众,但他在使用上从不大意草率,而是反复测试、亲自考察、量才使用,如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等等。即使对于与自己有私交、私恩的人,他也从不无原则地滥施保举;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幕僚,也从不姑息迁就。当然,对于大多数抱有官场升迁期望的幕僚来说,在保举一事上过于保守则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曾国藩带兵初期保举过于谨慎,减弱了对幕僚的吸引力,“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1854年曾国藩攻下武汉,仅保300 人,受奖人数占3% ;而1856 年胡林翼再次攻下武汉后,一次就保奏3000 多人,比例高达20%。因此,不少人为求官职转而离开曾幕前往胡幕。后来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自1861 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由是人心更加归附。但曾国藩所保之人,都是不辞劳苦、卓有才干者,对于那些才具平平或才高德薄之人,他以“心欲爱之,实却害之”的教训提醒自己,慎重使用,不肯滥保。

勤教,就是反复训诲,耐心督课,营造笃实勤学的氛围,努力培养实干人才和“读书种子”。曾国藩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优秀人才必须靠勤加培养才能造就。对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方式加以调教;对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其在幕府就像先生在私塾教育学生一样:“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并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向其传授经验:“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何!在曾国藩死后奏称,曾氏再次出任江督后,虽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仍然对教育幕僚和访察人才十分用心,“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咨,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对于曾国藩勤教以培育人才的效果,薛福成如此形容:“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另一个幕僚张文虎,对跟随曾国藩在实践中历练的收获和进步之大深有感慨:“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媈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严绳,就是明立章程,时刻督责,戒骄奢懒惰之气,杜徇私枉法之风。曾国藩不仅要求幕僚们要根据各自的分工勤于任事,恪尽职守,更要求他们勤于学习、有所专攻。在祁门大营时,要求幕僚按专业方向读书学习,既有布置也有检查,还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自出题,亲阅试卷,毫不懈怠。他还专门写有《劝诫委员四条》,从“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以广才”“戒傲惰以正俗”四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严格规范。如在“勤学问以广才”方面,他指出:“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战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可谓言之谆谆。李鸿章回忆初入幕府时的狼狈情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朣朦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对于李鸿章被曾国藩教训的窘状,薛福成有更详细的描写:

傅相(作者按:指李鸿章)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江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疼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

在对待幕僚的态度上,曾国藩颇有礼贤下士的古风,并说:“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在两江总督衙署,他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与幕僚们共勉: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学者王尔敏指出:“领袖的才品作风,学问德行,政治眼光,与其幕府人才的地位与发展有极大关系。”幕府之间的差距也主要由此产生。曾国藩自律甚严,又勤于身教,使身边的幕僚受益匪浅。蒋廷黻评论说:“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显然,这与幕主曾国藩的思想、性格及治幕方法大有关系。

“曾门四学士”之一的吴汝纶,先后出入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他回顾自己的幕僚生涯时,对曾幕与李幕作过一番生动的比较。他认为自己在曾国藩手下时“日有进益”,在李鸿章手下时则十多年“故我依然”,究其原因,就在于曾、李二人不同的工作方法。曾国藩要求幕僚作文办事时,从不提出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见,只是把情况告诉幕僚们,让每人各草拟一稿,然后选取最优秀的一篇,并且公示众人共同学习;如果没有可用的,就托出自己的见解或草稿;如果有胜过自己的,就说:某君的文稿超过我的原始想法,我决定采用他的意见。这样,幕僚们就形成了“争自琢磨”的风气,“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从中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提高。李鸿章则不然,他每次交代幕僚们办文办事,都先和盘托出自己的定见,凡是符合其初衷的则使用,反之则摒弃,毫无讨论切磋过程可言。久而久之,幕僚们只能争相揣摩他的意图,毫无创新,也就无所谓进步了。曾国藩、李鸿章治幕之道,高下立判。

(韩洪泉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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